人工授精等辅助生殖项目首次纳入医保！业内人士：堪称“破冰”

先翻过费用这座山

刘洁告诉记者，很多年前，试管婴儿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语，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普遍提高，患者对试管婴儿的知晓度大大提升。目前，在她接诊的不孕不育患者中，有大概20%需要走到试管婴儿这一步。

目前，刘洁所在的公立医院还没有开展试管婴儿技术的资质，对于辅助生殖技术加快步伐挺进医保的观点，刘洁持积极态度，认为这是鼓励生育的配套工具。

“产妇数量这两年下降很明显。”刘洁说，2016年二胎政策出台后，自己医院的产妇数量出现了高峰，但到第二年开始慢慢滑坡，等到2018年就已经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此后便逐年递减。

与此同时，产妇的年龄分布开始“两头走”，即早孕和晚育的产妇数量逐渐增多，适龄产妇的数量减少。这一趋势或将继续推高不孕不育率——国家卫健委去年11月印发的《不孕不育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显示，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关键因素。女性在30岁后生育能力呈下降趋势，35岁以后生育能力迅速下降；男性40岁以后生育能力开始下降。

2019年，刘洁所在医院砍掉一个产科，如今的分娩量只有原来的一半。前几年疯狂扩张的私立产科医院开始寻求转型。

辅助生殖机构却接棒开跑。2016年至2019年，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从451家增加到517家，经批准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从23家增加到27家，其中不乏私立医院的身影，也孕育出锦欣生殖等一众热门上市公司。

不孕不育患者的选择变多，而他们最为关心的“成功率”即是这些机构最核心的竞争力。李铭告诉记者，常规来讲，公立三甲医院是患者确诊后的首选，等到做失败了再到私立机构，所以私立机构接收患者的平均年龄要比三甲医院的更高，但成功率不取决于医院的私立或公立性质，更重要的是医生技术、实验室设备、胚胎师经验等，有些私立机构的体验感或团队的稳定性可能要优于公立医院。

因此，即使私立机构试管婴儿的全套费用比公立医院高出近30%，仍然有很多患者奔着不用排队，就医环境私密和宣传中更高的成功率去私立医院就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辅助生殖医院在当地站稳脚跟，开始与私立妇科医院合作，或者自主开展产检、安胎、生产业务，从而为试管婴儿成功的怀孕准宝妈提供“一条龙服务”。

当各种生育鼓励政策频繁出台，辅助生殖概念开始起飞。最为典型的就是去年5月末三孩政策官宣和本次多项辅助生殖技术被列入北京医保后，辅助生殖上下游公司的股价飞涨。不过随后也迎来了持续降温。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二级市场的狂热，一级市场则要“冷静”得多。

与同行交流后，刘洁也发现附近生殖中心的试管婴儿周期数没有达到市场预料的猛增，甚至有时还偏低。

对于这种落差，刘洁认为是生育欲望下降和不孕不育率攀升两种力量综合的结果。她举例称，假设原来10个适龄生育人群中有1个不孕不育患者，在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普及后，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可能增加到1.5~2个，但与此同时，有生育意向的人数也在下降。两种因素影响下的试管婴儿需求人数，未必会显著增长甚至增长。

医疗投资人王蔷（化名）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辅助生殖行业是一个强政策属性行业，与政策态度、力度都密切相关。“可以看到‘二孩政策’等鼓励生育政策出台时，不管是行业还是资本都掀起了一阵不小的热度。因为大家明确看到政策是持鼓励态度的，所以都对市场规模寄予厚望。但这种热情往往是间歇性的，一些已上市标的股价表现平平，则是因为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大，服务价格、牌照发放都限制了市场的体量，而资本是希望变现的”。

王蔷看来，北京率先将16项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释放了国家鼓励生育的信号，但在实操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效果和铺开的可行性。“医保的定位还是‘保基本’，各地的医保资金情况也不尽相同，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范围和程度还有待商榷”。

有媒体报道，就在北京市医保局发布医保新政次日，上海市医保局便召开调研会，讨论关于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等相关问题。但事实上，除经济发达地区外，还有不少地方的医保资金存在相当压力，将不菲的辅助生殖服务纳入医保显然有相当难度。此前，如河南省医保局曾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回复道：当前河南还没有能力将医保支付范围扩大到辅助生殖，还只着重满足基本医疗需求；河南省医保局医保基金只是“略有盈余”。

“辅助生殖存在的异地求诊现象较突出，一线城市及医疗机构外地患者比例较高，而目前国内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还在试点推进当中，单个或少部分城市率先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不会直接导致行业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王蔷补充到。

把蛋糕做大更重要

苏州代孕代生孩子多

头部医院供不应求、二三线机构“吃不饱”

另一方面，在业内人士看来，服务价格只是限制辅助生殖行业起飞的因素之一。

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36家，其中获准开展一代、二代技术的医疗机构共411家;获准开展三代技术的医疗机构共78家。

而按照2021年1月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2021-2025年）》，要求提供“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胚孩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的辅助生殖机构在2021-2025年增设数量不得超过截至2020年底机构总数的15%，且按常住人口数测算原则上每230万-300万人口可设置1个辅助生殖机构；而人类精子库设置每省（区、市）原则上不超过1个。

这意味着，到2025年前，我国新增的辅助生殖机构不得超过80家。要成为幸运的八十分之一，也需要先跨过牌照审批的门槛。天风证券相关研报曾指出，辅助生殖牌照申请条件严、周期长，要集齐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一、二、三代牌照共需要约10.5年。

而在2021年2月，国家卫健委答复《关于增加辅助生殖技术机构数量，放宽辅助生殖技术准入的建议》时，曾明确表示“近年来，随着育龄妇女人数不断下降，全国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量基本平稳，部分地区服务量呈现下降趋势，从供需情况看，国家卫健委认为现有辅助生殖机构已基本能够满足群众生殖健康服务需求”。

牌照稀缺使服务提供商难以通过自设连锁机构实现快速扩张。近年来，不管是行业新进者还是资深参与者，多是通过收购切入赛道或扩大规模。“但现实问题在于，国内9成的辅助生殖机构都是公立医院的生殖科，这些科室或医院不是民营机构想并购就能并购的。”王蔷表示。

拿到牌照也不代表患者就会蜂拥而来。壹加健康负责人许万鹏曾从事过多年的海外辅助生殖业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数据上来看，目前国内的机构数量与市场需求是平衡的，但实际情况却是“供不应求”。他所说的“供不应求”，是指大量患者资源涌向头部医院和机构，而二三线机构却面临周期数不足的失衡。

“北医三院生殖医学中心每年的门诊量是几十万人，而在如广东中山、惠州等一些非中心城市的非头部医院的生殖科，一年只能做几百个。加之辅助生殖行业的特殊性——做的周期数越多，熟练度提升，成功率就越高，对患者人群的吸引力越强，周期数不足的机构成功率较低，口碑下滑，患者数量进一步减少。造成了头部医院需求性确定，新建或非头部机构很难分流。”许万鹏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还不是思考蛋糕如何分配的时候，“如何把蛋糕做大”是摆在眼前的问题。许万鹏认为，纳入医保是一剂强心针，但并非万灵药。他认为，辅助生殖市场的需求有扩大趋势，但这是阶段性的，预计持续时间应该在5-8年的时间左右。

辅助生殖行业与其他行业比净利率高 数据国内的辅助生育市场短期爆发后，会居于一个中等偏下的稳定市场水平。

有数据显示，2017-2020年，试管婴儿治疗占不孕不育夫妇比例分别为1.03%、1.19%、1.21%和1.36%。也就是说试管婴儿的渗透率并不高，提升的速度每年不到0.2个百分点 。造成此等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试管婴儿仍然属于不孕不育的“末线治疗”。无论是从患者心智还是成本来看，试管婴儿技术是最后一道“绝招”，但不到关键时刻不用。

国家卫健委也曾公开发声，表示“目前学者较为公认的我国不孕不育合并患病率为7%-10%。不孕不育的治疗手段是多样的，通过生活方式改变、心理治疗、药物、手术治疗等可以使多数患者获得成功妊娠，仅有不到20%的患者需要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疫情开始后，许万鹏已经转行，他曾经的同行中除了一两家“幸运”地拿到了融资和牌照，转身在国内开起了民营辅助生殖机构，其他的也都悉数转行。“过去很多人是因为不想让人知道在做试管，所以选择去国外进行。现在国内辅助生殖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比起改变生育条件，提高生育意愿的需求或许更强烈”。

记者手